民主时代的结构性痼疾
新年度开始，历史的速度继续空前急速提升 ，几乎需要逐日逐时跟踪事件发展。但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自60年代初开始在沿海最初通过借来的矿石收音机收听外台起，即跟踪时事不断，虽然我的“本业”只是求知与著述。自本世纪起，即自互联网和高科技彻底更换了世界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明格局以来，认识到“承先启后”的历史连续性趋势已然丧失，传统读书人所持精神至上人生观，已越来越受到根本性的颠覆。人类文明形态，已然在高科技、泛商业化时代发生了“革命性转变”，随之，其前一切生存观念 都须相对应变。本文不拟继续近年来不断涉及的学术评论题目，赘述人已共知的学界现实，而是谈一下极为普通却社会意义深远的日常话题：民主和高科技时代的“青年人心态”及其如何影响未来文明大方向的问题。也就是从个人经历过的琐碎小事推及时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大事。
我从近来与一些亲友的几次谈话中亲身体会到人际间沟通的普遍困难，其中具有着结构性的不可 改变性。彼此之间的“鸡同鸭讲”状态透露着由于社会形态巨变引生的人们思维方式上的、难以克服的沟通障碍；关键是此类障碍的社会普遍性及其如何影响未来精神思想的方向性意义。人际思想交流不再是为了共同客观追求对事端真相的判断，而是为了彼此争强斗胜。我在分析这几件细小话题争执时（不慎涉及到时政和信仰问题），意外观察到今人此类精神倾向与社会大众形态的逻辑一致性：社会对立双方可因琐细事端而彼此争斗，形同水火一般。其原因并不同于文革时期泛滥的（广义）红卫兵间因细故而非得“你死我活”不可的关系。后者仍属于历史常态，愚民易动，自古已然。而如今的人际间话语交流冲突的“引线”同样细小，却具有着社会文化的普遍内在结构性根源，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间（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我于是设法在亲历的小事与社会性大事之间发现了共同点的存在。直接原因照旧是语言本身的歧义性，为争斗提供了用相同词语来表达不同的意图的技术性条件，目的仅在于取胜对方，而根本没有追求客观真相认知的愿望。不仅在每日新闻中随处可见此类现象，更可由其推及生活日常及学术理论问题。其共同性即是：人们普遍没有自我求真知的兴趣，不会将对方与己的驳难看作是检查和提升自身认知能力的难得机会。不，绝无此类动机，而是一味地不择手段地争取战胜对方。政治如此，学术如此，日常也如此。今日此类倾向之所以较前严重的问题，我本有兴趣从社会文化普遍机制的变迁入手予以分析。但本文仅可就几件日常亲身体验来举一反三地略述其特征。
我在近年来与亲友的问题争论中察觉彼此间各方面的认知、判断与表达的方式中存在着系统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本来都掩藏在家长里短的琐碎日常中或学术讨论的抽象话语层面里，不及显露。本文并非要谈论这些亲身经历的事件本身，而是谈论 由 这些事件引生的关于世情的一般观感。当然，就宏观而论，最急迫的关注永远是针对由AI发展造成的日益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文化趋向，它们直接导致 对人类文明前途的忧虑。（古人之忧是“学之不讲”，今日之忧则是“学之过度”，后者源于高科技的超速发展。这是连十九世纪思想家们都绝对料想不到的。所以十九世纪的小说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美学家的各种高论，今日都已 不能直接采信）。但本文也不是要继续表达对（已成为国际文化显学的）AI批评学的看法，而是谈一下高科技时代大众心态及其在民主社会之后果问题。在近来多次与熟悉亲友不经意地谈话冲突后获得的一致性印象是，原来彼此的思想结构 和思维习惯相距甚远。由此推想到平日从媒体、网络了解到的习常惯习，竟然也同样存在于亲友间之讨论中。这些直接的亲身体验于是加深了自己对一般世情的看法，归纳出了其中的普遍相似点。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沟通何以如此困难。
一般人，即着重于按照社会习俗生活的人（不限于专业技术人，尽管今日大多数人都已被技术化了），其认知内容基本来自自身工作与生活经验，或者加上从流行媒体（特别是几份国际大报的报道）中获得的见闻。这样的人生和社会认识所基于的经验乃是表面性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多半是针对事件表象的描述而已），即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表面性。但他们从来意识不到此一事实。首先他们多是“实用家”，生存于专业性单位（包括人文与科技的技术化了的机构），遵照社会法律规则做“正确的事”（即按照社会普遍习俗去有效地工作和休闲）。如果一切顺当，就会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一切社会文化现实认知正确性的自信。而且此类根深蒂固的自信又可不断获得着 生活实践的“验证”（即意味着此一态度可支持自我满意的生活方式选择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尽管因处境区别而各有不同的兴趣、观点和立场，但这些体验的差异性都可在统一的社会环境结构中接近于“被抹平”。如果在不涉及个人兴趣与立场情况时，彼此间自然相安无事，因归根结底大家的生存经验基础和人生观是基本上一样的。如果谈论中出现引生彼此观点的差异，就会不其然地陷入彼此争执。（此地亲友间相处和睦的条件是避谈政治与宗教话题）
如今在同一社会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群众相互对立和激烈冲突，固然因所谓立场观点的差异，却未悉这些差异性往往源于各自特殊的环境条件。根据客观观察，这些所谓意见分歧又都是滋生于同一时代之结构中。此类冲突是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的一种“实用性冲突”，他们彼此可能实际上是同一类人。古代强权之间的斗争带有强烈的信仰特点，一方一旦获胜就会强迫败方人民改宗。历史事实证明这类大规模群体性改宗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我要提醒注意的是：为什么败方人民如此容易被改宗（当然是从最初的被迫发展至其后的自愿）？因为大众具有人类通性，在生死威胁中大多数人都宁愿顺势而为，向强权俯首称臣以求自保生命安全。“改宗”之后人们可照旧如常生存的事实表明：信仰只是一种生存工具，故可随境而异，并非含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到了民主和高科技商业化时代，虽然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远超过古代人民，但其群众本性根植于同一人性，彼此按照社会惯性形塑自身人格和生存方式选择的趋向不变。在人们普遍只满足于习惯性的安稳生存方式而欠缺超越表面性经验的意识时，当大小环境的差异性导致彼此利害关系变化时，就会基于各自求胜意识而互相辩驳和冲突；其争辩与冲突的目的仅只是为了争夺本方在冲突中胜出，而并不涉及争辩主题的是非真伪问题。表面上当然是义正词严，即各自援引法律道德条文予以曲解式利用，目的不是真正关心事态认知中的真伪，而是关心如何用道义和法律的修辞性手段以图战胜对方。于是我们看见视频和消息报道中大量“不讲理”的话头，却各自都以为正义在己一方。我作为观察者当然有兴趣分析大小冲突现象中的彼此之动机与方法的问题。但发现，经常是彼此“鸡同鸭讲”。你批评A，他转谈B，你又指出B的错误，他马上转谈C。如此争辩，无尽无止。因大众根本不关心真相与是非的真确性，而只关心如何想方设法战胜对方。难道这种表现是源于某一方的品质“恶劣”吗？不会，因多数人参介入事端争辩时都会表现出真实的义愤填膺，即其情绪是真实的。不可将其简单化地定义为“坏”。他们在争辩中指东讲西时意识不到自己在违背求真原则（事件组织者当然知道），因动因是单一的：如何取胜以有助于己方的胜出，这是一种大众时代普遍现象（古代人们还谈不到此种大众取胜技巧，因知识蔽塞，且多是身处直接的暴力压制环境内）。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来谈一下我个人近来在与亲友的几次“争论”中获得的亲身体验。大小情节虽然不同，彼此却具有着同构性。此一现象本质上无关于一般教育程度，而是相关于人人身处的社会形态。（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个人周围社会条件也类同。）其共同点如下：
于是，即使在辩论具体事件中出现的显而易见的真伪特点时，我会发现对方连基本事实都会加以反驳或回避，甚至于表现出自己早已知之的自信（日常语词的歧义性与多义性为此提供了彼此无休无止争论不休、可有效继续下去的技术性条件）。在往返辩解中我们会渐渐意识到对方根本不是在企图跟你讨论事件真伪问题，而是依据通过简单化偶然获得的、己方社会权威加予认可的偏见，视为自身正确性的根据。即不是检讨问题是非本身，而是将取自大报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观点视为当然正确。也即，根本没有兴趣通过自反和求知目的来获得有关事件真伪是非的真相和相应改进自身判断力的目的。我们注意的还不是其认知正误问题，而是其在坚持自身成见时表现出的（或许自己不意识的）不求客观真伪、而只求辩论取胜以巩固自我肯定的目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 “一般人”根本没有为求知而学习的兴趣，其实用主义人生观导致其唯以获得物质性满足为目的。与具有这样的心态者辩论，可容易看出对方因欠缺认真研习和思考态度，根本没有遇事探讨以求真知的心态。我在与之辩论时，在发现症结所在后予以指出，以期促使其认识自身偏见或误解的“知识性不足根源”时，结果会造成另类纯粹情绪性的“自卫”反应，因其将此类劝告性建议视为对方在“看低”自己。时代青年绝无见贤思齐（而是多“见利思齐”）、遇难自反的习惯。当我企图根据自身年齿较高、经验较多而企图指出青年对话者的欠缺相关知识时，其反应即会反向攻击。其实我过去曾不断遇到这类时代青年，他们都自识甚高（社会惯习如今也逼使人们“自以为是”，“自我标榜”，以引起雇主的重视），特别是在取得高级学位后，更会将自身的自信心、自尊心建立于学界等级结构和公认权威意见上。当我指出对方纯粹因为研读局限连基本常识都会弄错时，对方会进而大怒。（如今的青年人多是如此，他们只认同与各式利害相关的权威之势力，只看知识是否有用于自身利益的获得，而绝无在知识本身上追求提升的动机（今日青少年甚少阅读严肃书籍即为原因之一：不读书却自以为什么都懂）。所以我才表达过一种对新时代的观察：传统“仁学”原则处处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是今日世界教育界普遍现象。如系大学文科高学历者，当然自以为已然获达资历等级目标，接下去的任务只是如何利用此资历条件追求学场利益的问题。其中最显见的偏差是：因专业式教育制度关系，几年间所学的专业内容甚为狭窄，在一个领域获得较高知识，或反进而导致对百千其他领域欠缺认知。在如今人文知识越来越要求跨越领域时，任何高学历者都面临着如何继续求知的问题。但因在职场功利主义潮流下职场人只关心如何利用现有体制条件追名逐利或追求职场成功，大多数人已然失去为知识而求知的天然动机，从而被功利主义时代塑造成“追名逐利者”。如果你想指出对方因此类专业化知识偏颇而欠缺对当前综合性话题进行讨论的主观条件时，话头立即将演变变成对方的“义愤”（我具堂堂名校头衔者，需要你来“教训”吗？）此一惯常现象实际上反映着新时代的普遍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人文科学难以提升的技术性原因之一。（还不要提一个属于教育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哲学家因骄傲于哲学之高超共识而最易于发生推论错误，因其已然遭受所学固定哲学逻辑教条的拘束，而易于犯思维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及，因两岸崇洋媚外风气深固，“镀金”式学历和外语能力遂成为自信的另一普遍共识：将外语抄袭式著译混同于自身学术创造）于是，高科技时代最突出的文化人和学者普遍特点是，他们除了对未来就业有用者或遵从专业等级升等制度外，根本丧失了古哲人提倡的“学为己”态度。对自己的知识与观点的自信，已 成为阻碍任何不断进学自我提升的愿望。人们交往中很少涉及知识背景问题，而此正为错误背后的最根本原因。事实是：如今时代青年只在技能性知识是否有用问题上保持理性态度，而对于人生，文明，文化，价值等“虚的”问题上均持“早已知之”自识。交谈对话，目的只在于单方面发泄自尊与自信的场合而已。
我们由此日常琐细推论到社会大事时，才进而发现事态的结构式的严重性。民主时代的优点是社会政治与政策方向如最终有违大众的利益时，可通过重新改选进行调整。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多涉及各专业经验与知识日益专门与深化问题，而大众对此并不熟悉，即欠缺对于前景和方法等“专业性因素”的知识及宏观通识，但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因如今生活在各方面都不须自己“操心”和独立判断是非的时代，只要随波逐流而行即可。（民主时代人们普遍自信态度导致而根本想不到事关自身相关的知识水平问题）在此情况下，加以有组织的蛊惑宣传，遂形成了群众行为一体化态势，参与团体性竞争行为时，多以为自身站在历史正确一方。
我在要求别人自我反省知识问题时，因自己也一直采取着不断自我批评和改进的态度，遇到与自己原先看法具有合理的差异性时，马上想到应进一步研究查证，并乐意纠正“旧我”，因这才是“对自己好”（学为己）的正确做法（我在近著中曾指出，今日国际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纯粹属于蛊惑宣传。真正的文化态度，当然是不仅私人关系上而且文化形态上，都应见贤思齐，不如者应向高明者学习。今日青年一律不再读传统经典，是多么可怕的文化现象？）。何况今日万千问题都须依赖各界不同专家的智慧资源。而一般人表现多是“自以为是”，其理由只是不假思索的“自以为是”，并对任何提醒其应该查证求知的建议，视为对方在“轻视”自己。这样的自信遂导致他们在参与社会性运动时可不假思索地如此奋力向前，而其实其本质乃正因固执于因循守旧和“趋炎附势”（非指狡黠者有意涉及此类计谋的行为，而是指大众不自觉地向潮流惯习和权威意见看齐的自然倾向）。从民主制度优劣角度看，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化”，乃是在民主初起时的天真之论。因为民主制度的本质并不在于应为大多数人谋福祉这样的“不在话下”之论，而在于大多数选民是否具有判断复杂社会文化是非的知识与经验从而加以表达大是大非的能力问题。因民主时代，高福利时代，人们惟以守法、赚钱、劳动和游乐为普遍正确的生活方式，处处可依社会公认规则和惯势生存，不须自身独立判断善恶是非问题，“自由学习”遂绝对成为身外之物。符合法治社会规则生活即成为普遍的正当人生观，如此人民可不须具有独立判断事务真伪是非的思想能力。然而另一方面，民主时代社会大局和采行政策又须由大众共同决定，如此岂非首先就假定着他们应该具备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必要知识准备吗。显然此类要求与民主化时代进步现实是相互抵触的，因今日大多数技术化职场人在职场专业知识之外仅具有生活工作经验中积累的常识（如何赚钱和如何享乐的普遍能力）。于是，民主化的社会反而可能提供反民主计划得以通过煽动“无知大众”以达破坏民主的目标。（希特勒当初即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二次大战前德国和法国的历史走向特别具有普遍启示性，因揭示了：连世界顶级高级知识分子们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认知偏误和行为懦弱。所以我以前曾多次指出，为什么二十世纪诸多西方哲学家会如此“幼稚”（有人说：会如此“投机”）。即如我最尊重的现象学家胡塞尔，其对现实的认知与判断也会如此天真与错误？（后来的思想流派煽发者专以利用名人进行自我标榜为手段，人人都将自身的理论自信建筑在名人头衔上，各种哲学流派和学派团体多是如此。至于十九世纪情况更不必谈了，但那是另一类话题，可不论。毕竟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的科学与经验实证性知识已大为发展，情况却照旧如此，以迄于今）不是历史上因一时达至专业领域权威而成为“名人”后。人们就可将自己一切学术努力都堆积到此历史名人头上，视之为可靠论据。（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均属后人乐于加以“利用”的典型名牌）其实，其可行性乃源于学术市场化“名人品牌”机制！
为什么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们也会如此呢？大多数科技人士固然甚少具备职场外知识，并不了解社会、历史、精神价值和文明方向等问题【我们高度怀疑AI专家们的社会文化性判断不足即因此故，但他们因为社会地位高超，名声势力巨大，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遂会更加“自以为是”，并被公认为时代先驱（实际上也的确成为历史方向的决定者）。实则他们的自信仅只关系到科技工商的技术化发展和物财扩增方面。】。即使是社会人文专家们，他们由于受到上述同样的社会与人性的制约，其见识偏颇情况并不少见。同样因为其高等知识多具有偏专特点，而理论家（特别是哲学家）反而可能由于自身尊奉的某派理论信条的个体局限性而更加易于犯社会事实认知性判断错误。学者不就争论问题本身做自反求证功夫，而是争取在职场和社会争论中，追求胜出。于是我们才会惊讶地看到如今世界名校的名师们判断时务时何以会如此 “颠倒是非”，如此“幼稚”，他们根本 无意于反思事物曲直，而是一味强调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如今“后现代主义”极左思潮即是如此，他们充斥着大学校园，自以为理论高于世人）。当然，这也特别与我一直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现象有关。（以至于近年来我须不断重新检讨和改正过去对法国理论家们的评价）此一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社会人文学理论界“脱离现实”而驰骋于文本空想的倾向，相关于更为广泛深刻的人类文明方向问题，兹事体大，此文不拟再论。
由于人类语言的限制，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利用流行名称和专业术语来表达学术批评性思想。本人几十年来根据国际学术惯习借取的符号学、现象学和解释学等名称，都曾加以“修改”，以期朝向中西文化理论汇通后所要求的语言与思想方式精确化表达的目标。结果，到了最后，必须首先从自己下手，反须对自己看重的学术思想加以重新判断，修正原有认知。尽管时代巨变，人类处境与认知真是日变千里，人心也随之大变，青年更在大变，“承先启后”传统人生观已然失去意义。尽管如此，我辈读书人仍须不变传统精神初衷，以求尽其在我【此与我在高中时信奉的追求“最大自我完成”人生观，前后一致。写文是一种自我表白，如同画家也不过是在自我表白。自我表白即是目的，而非意在追求外在影响，特别当理性告诉我们，伦理精神性理想已然失去任何现实效能时。即使如此，仍须努力完成伦理学再思考的自我规定的目标。“学为己”是指如何合理满足自我心愿，并非是为了迎合学术文化市场需要；不是为了追求社会性承认，只因“人之为人”不应该满足于从俗生活而已。伦理信仰是个人性的不是社会性的；是内向的，不是外向的】。 ** ** ** 今日为父亲五十一周年忌日，我因信奉“未知生焉知死”故训，对于生死自然素不介意，故对那些宣传人生意义在于悟识死亡意义的人生观不以为然。对我，死亡乃生存之边界，属于非生命世界，不属“人学”范围。几年来兄弟姐妹四人均已先后离世，我作为全家后去者，惟希能有机会以在最后时刻完成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今我与在杭州1948年海星小学初识的妻子相伴至今；我们结识于民国末期，中学时代彼此喜读的翻译书籍也多为49年前出版物；自己其后研究国故学时的读书选择方向也大体如是。以至于在1992年底初访台大哲学系时，虽见市面景物与幼时记忆依稀仿佛，却感觉到“人事已非”，台湾社会与我体认的民国时代风貌已然大为不同，与今日台湾朋友相比，竟然会觉得我可能比他们更接近于旧时代的气质。科技化与商业化都是战后逐渐兴起的，今日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其后我在各逆境中生存下来，得以履践言责，如今夫复何求。人们多被当前外在暴风雨般事态裹胁，并随之起舞，视之为人生关切当务之急。其实这些大事与我们毫不相干，虽然为了认识世界，必须努力关注事态发展，以增扩自己的知识程度，但无需将自身心志方向挂接其上。我禀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之教，作为学人，则始终朝向于人类文明未来之思考。归根结底，我们是为未来而生存的。
李幼蒸 2026-2-2 草草截稿于旧金山湾区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