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 ** ** **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之年，学术界适逢百废待举之际，杜任之先生在推进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学术时，特别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哲学的研究动向。但因国内学界“文革”十年废学已久，加以资讯蔽塞，相关研究资源极为短缺。杜老曾特聘武大留学美国并熟悉分析哲学的江天骥先生来京，特别请他查考当时欧美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流派。说巧不巧，1977年下半年北图重新开馆，我得以重新进入此一当时藏书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并也立即关注到结构主义理论思潮，随后还翻译了比利时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正在考虑如何将其出版的问题。经过自由翻译家叶林的推荐，我受邀拜访了杜任之先生。先生在看到我的书稿译文后，允诺立即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了解了我多年来独立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后，还立即向哲学所推荐（通过对我进行的5种外语哲学文章的翻译考试后）将我吸收入单位。长期无业的我，从此就成为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按照当时研究生考试的标准方式，我是难以通过考试的），个人生涯也就从体制外哲学自学者转换为体制内专业学者。甚至在入所手续完成之前，我已参加了杜老 正在主持的一部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介文集的编辑工作，此即先后两卷《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的出版（1980,1983），两书甚至成为了1949年来中国学术意识形态全面开放的标志。几十年后的今日，在国内现代外国哲学资讯发达，专业研究人员无数倍增之后，新一代学界很难理解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出版这样一部关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简述的书籍有何重要性以及其风险所在，也许更加难以理解何以那时撰写这类文章都需加入“大批判”的话头。考虑到文革结束前二十多年来现代外国哲学，按照列宁的定义，一直 被视为“反动思想渊薮”，成为学界严管的禁区。哲学界专家们一方面对于撰写这类须冒风险的文章颇多顾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资讯蔽塞也乏相关资料可用。但因有老干部专家杜任之先生勇于承担责任，各地（主要是北京地区）一些中老年哲学专家们遂同意参与写作。由于此一突破禁区的工作带有尝试性，最初拟定的有关五十位西方哲学名家的介绍性文章，每篇仅限数千字。我在参与编辑工作后，曾建议杜老将每篇文章可扩及万字左右，并马上获得他的同意。书稿编成后，杜老告我要将我作为助编者的名字列入编后记中，不仅为了注明我的工作参与，并企图在哲学界开始推介我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哲学研究者。其后在杜老于各处受邀讲学时也总是要我同行，或欲以此方式继续向学界引介我这样一位新人（那时我已42岁）。其后他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参加了北大外哲所和中宣部理论局共同举行的开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座谈会，使我亲历了改开伊始由中老年哲学界专家参与的此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思想解放及“现代西方哲学禁区”解脱的盛会。
1979年在杜任之主任倡议下，于太原举行了解放以来首届“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全国前来参会者众多，并均对此文革后学术意识形态创举极感兴奋。作为大会主席和主讲人的杜老，会前嘱我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写就开幕式发言初稿，并经副所长汝信审阅批准。在此一不无意识形态风险的时刻，杜老作为党内老专家，表现出极其开明的倡学态度，文稿主旨侧重于将早先的大批判式研究惯习转化为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作为杜老那时的非正式助手，几年来我还亲自目睹了杜老在学界百废待举之际是如何参与推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创建事业的，如参与筹办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等过程。作为七十多岁老人，杜老充满了创学热情，多方面地投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事业。由于杜老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的特殊身份并敢于为天下先，遂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界理论思想开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我作为他当年学术与通联的助手，也得以亲自见证了杜老至老不衰的倡导思想解放和追求学术真理的革命家精神，并感觉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处在于，虽经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斗士品格。（他曾不时对我幽默地说：“我刮完胡须后还年轻得很呢！”流露出他颇有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志意）
作为三十年代赴德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留学生，除了作为党内少数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专家并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的主编资历外，杜老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学术的多方面贡献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在提携后进，推介人才方面，杜老更是不遗余力，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仅从我其后介绍的张金言（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自废除中学英语课程后，长年屈居于初中数学教职）和张履平（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在家自学英文）两例看，前者不久即调至哲学所现外室，后者最后虽未成功入职但经杜老推荐也曾在北大参与了法学重建工作。我个人的例子尤为突显，我作为杜老事实上的助手，的确对其工作有所助益，但当哲学所决定将我纳入首批公费赴美访学名单时，杜老虽有不舍，但也欣然同意哲学所的决定，认为出国深造有利于提升我的学术能力，这种“成人之美”心态尤其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君子人风度。于是，我就在1982年成为哲学所首位公派赴美的学者，先后访学于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哲学系（同批的姚介厚晚我数月亦前往耶鲁大学）。
两年后返国重新回到杜老身边，感觉他已渐渐衰老，但仍积极关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业。我并获悉，杜老除了长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对中国孔子思想具有极高的热情。1985年他赠我了刚出版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一书（与高树帜先生合著，大约是高先生根据杜老早年手稿重新编写而成），并为我手书题签。今日再次看到书中首页上的故人笔迹时，四十年前协助杜老工作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那时我也正在为自己未来的新仁学写作准备资料，但尚未投入工作，因而错失了在此课题上向杜老讨教的机会。杜老正像相当多老一辈人文学者一样，虽然研究现代西方学术，但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后，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先秦孔子思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分属两个中国思想史系统，一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民族伦理思想经典，另一者是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工具。五四以来大家都唾弃以“孔子2”（被帝王伪封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态，但均心仪于作为《论语》思想家的“孔子1”。研究现代西学的杜老晚年返归孔子思想的心迹，岂非表露出另一学术创发心志？我遂再次体会到百年以来前辈人文学者普遍具有的尊孔情结，卒可表明《论语》思想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学，或可具有相当于西方“圣经”地位。不久后我自己也于九十年代初在德开始了“儒学解释学”英文写作的计划，那时杜老已经故世，遂遗憾地在此重要领域失去向其讨教及共同再合作的机会，本来正可期望杜老在国学领域也能在有生之年参与开创另一学术新局的。
1977-1982改革开放伊始的这四、五年，虽系百废待举的艰困时刻，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风气甚正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大家终于脱离了十年动乱的废学时期，沉浸于对文革前后荒诞经历的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国内外商业化大潮尚未崛起，学术功利主义竞争文化也还未开始。在此一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短暂“空窗期”，学人多处于普遍观望状态，刚刚恢复元气的人文学界遂呈现出一种相对沉静的气氛。我自己恰于这一时期有幸从北京陋巷一跃进入了最高学府。对此，我的感慨不仅相关于个人命运之播迁，而且尤其相关于拨乱反正初期我对学界振作向上风气的亲身感受。那时哲学所负责人普遍表现出的关心国家学术思想复兴的公义作风令我印象深刻。我每每难忘的则是：既无学历又无资历的我本人，竟然突如其来地重归社会并进入高等学府，其后并被推荐出国留学。凡此种种，除了源于杜老的最初推举外，哲学所上下领导（包括所长孙耕夫，副所长汝信，室主任杜任之，科研处处长刘树勋以及人事处处长曲敬先等）几年来为我一致开启了 “通行绿灯”，他们不仅破格录用了我，使我成为哲学所正式科研人员，而且派送我前往美国留学（同时哲学所还用自己的名额协助将我远在宁波的妻子调来北京），稍后并推选我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次参加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代表团成员。1982年当我坐上国际航空飞向美国时，几年来的戏剧性演变使我宛如在梦境中。那一段时间令我最觉珍贵的体验是，前后一系列“殊遇” （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获得的际遇，因无处不是惟学历、资历是问）不仅助成我未来的学术前途，尤其令我难忘的则是那一时期所内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复兴学术的正派风气。我获得的这些所内“超常安排”与任何领导者个人可谓毫不相干（即没有任何领导会从对我这个新人的破格待遇中得到任何个人好处，我也未曾向他们赠送过任何礼物。）在文革结束后单位负责人士呈现出了一种无私无己、一切为公的态度，这与其后学界竞争泛滥时期的风气相比，判若两种境界。此一人性中的闪亮之光，遂成为我毕生对之珍惜不已的个人体验，自己因此获得学术实践的利益尚在其次，而令我每当想起来即感怀不止者乃是单位诸领导那时表现出来的无私精神：大家一致地同意助我向前发展，并不在意我不仅没有学历而且长年隐居在家的往事。而这一切当然均源于杜老个人最初对我的不次拔擢，日后我才有了机会于后半生为在诸多国内外哲学及人文理论学术创新事业贡献心力。杜任之先生在领导文革后学术复兴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及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李幼蒸 于旧金山湾区 2025年10 月18日
(责任编辑：李幼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