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与人类文明的方向

                       李幼蒸

自四月下旬起我即多次出入医院及康复医院。两三个月来病榻无事，遂有时间一方面通过手机关注几个月来的天下大事，另一方面斟酌计划中最后一部伦理学专著中概念。前思后想，近年来所谓具有历史空前的天下大事，岂非皆受动于各类高科技？是高科技在推动着、引导着历史在前进，是高科技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而高科技的掌控者却都是不谙人文的科技狂人，他们是今日人类中的最强者，即拥有支配他人及环境的权力者，其能量不仅远大于早年金融寡头，其间接获取的权力产生的相应，亦可类比于政军权势者。故此辈科技强人，正如一切持强权者一样，一旦拥有了莫大权势，其权力欲亦随之膨胀，并积极寻求其发泄渠道。与前不同者在于，传统上各域权势者直接间接可形成相互牵制作用，而高科技集团拥有的能动性权势则可单方面地从根本上重新塑造社会与文化形态，也就是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新走向。而此辈高科技权势者的普遍性向，可以说，均一律朝向着极端唯物质主义，即惟以通过技术革新来无限增进人类唯物质化财富为务。除此之外，这些自幼靠打电玩起形成的科技狂人惟知一种人生哲学：即凭借自身超强智能成为具高科技权势者，并以此为基，可与人争强斗胜，并成为另类枭雄（体力强者与智慧强者在持强凌弱本质上，异曲同工），其目的均为：争权夺利，支配他者。（因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几乎均源自一种冲动：在人际斗争中获胜，以便有能力支配役使万千民众；军政强者权力体现在对他人身体的外在胁迫上，科技强者的权力则体现在对他人心理与生存方式的内外控制上）

不过，任何创新事物均有正反两面。无人否认，正是由于高科技，人类生存条件，理论上，已然超越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许多发达社会今日的生活水准，已达至历代乌托邦人士根本想象不到的程度（天堂的物质条件也不过如此）。任何否定科技与高科技的态度（百年前现代主义发生于文艺家对工业文明的厌恶）都是感情用事，并不可能改变此一必然的文明物质化趋势。况且，不管人们心愿如何，高科技文明的快速发展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因其充分符合大多数人类追求物财的第一本能）。然而，科技与工业文明提升至高科技与超工业文明后，其负面效应也正在显露，其风险可大大超出于以往任何社会政治动荡所引生的文明效果。质言之，高科技及其快速无限的发展壮大，不仅正在影响文明的走向，而且正在触及人及人类本质及其身份的异化。高科技如今在机器人普及事业中正快步前进。各种物理性、生化性、神经性以及基因工程性的“改造”人之“品质”的努力，正在科技界如雨后春笋般展开。这一切看似仅只发生于科技界的发明事物都有着背后深层因素：人类各集团都在企图利用高科技式的准优生学策略企图通过提升人的智能与本领，以便在相互斗争中取胜。高科技发展的背后充斥着权力欲的冲动与争权夺利目标；古代强者靠自然人力相互斗争，今日科技强者欲靠提升人的“品质”（使其成为千人一面的高科技人，准机器人）以期达至相同的目的。

我们人文学者作为高科技外行，当然不可能了解其内部肌理，但仍可了解其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的后果。我们有能力关切与判断的只是后者。此一事实显示，高科技时代仍然包含着两大历史部分：高科技本身及其经济效益与高科技造成的社会文化现实。我们人文科学家的职责正针对于后者，所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AI历史生态问题并非与社会人文科学无关，更其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在此高科技掌握历史方向与节奏时代，看似与其距离甚远的人文科学，与此历史生态的后果问题却有着直接关系。毋庸置疑，高科技的现状与其可预测的前景，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当人际政军冲突的历史惯性退去后（当权势集团依靠传统暴力斗争方式实现唯我独尊霸权的历史从此不再可能之后），全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娱乐享受，都是可以预期的未来现实。这是十九世纪任何乌托邦理想主义政治狂想家都想象不到的。考虑到几千年、甚至数万年的历史，人类安全的生存和体面的温饱，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与期望。这类期望如今都可成为未来的普遍现实，从人类物质生存条件角度看，称未来世界将成为真实的 “地上天堂”（素来“天堂”的意涵主要指人类普遍的物质性幸福之实现），并非夸诞的想象。正是高科技为人类的物质幸福带来了实现的可能，就此而言，其贡献自然是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对此，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对之怀疑和拒绝。

此外，高科技更为重大的文明贡献，还体现在首次有可能根本地改变人类历史的轨道和生存样态。众所周知，此前千万年的人类历史，可以说是在人类以自相残杀，相互掠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状态下展开的。战争成为各地历代中最主要的生存方式，作为各地统治者的诸强盛集团，唯以扩张政权版图、侵凌奴役他国为其最宏伟与最光荣的功业。此一本质上（非仅比喻）即为遵循丛林法而延存着的“人类第一阶段文明史”，其中因而充斥着人类之间的血腥屠戮，强者以欺凌掠夺弱者，杀戮奴役被征服者，为人类生存中的几乎唯一的伟大目标（当然均伪饰以各种冠冕堂皇的道德性理由）。如此，历史上的所谓英雄人物大多指向这类靠暴力以实现其征服称霸野心的强者，并因其暴力成果而受到人类的崇拜。（奴隶一旦被征服后，往往反过来成为对征服者真诚崇拜者，政军征服与宗教征服同然）然而，高科技与其商业化生态的出现，有望根本上改变以往（包括二十世纪）人类暴力斗争文明的大方向（尽管二者的权力本质类同，但其方式迥异）；技术智能和经济交易的结合，一方面导致古代以来任何地区一霸独强的状态难以实行，另一方面人类有可能从过去的“武斗”历史转轨为“文斗”历史。人类争强斗胜的本性，改由技术和利益交换方式满足。历来看似庸俗的追逐物利的商业化行为，结果可导致人类可从其“准动物化”身份转换为“去动物化”身份。在普适和平到来（作为经济竞争取代了暴力竞争的后果）时代，或许人类才首次“可操作性地”来思考如何改造社会以及如何成为“人”的问题。就此而言，此一高科技与泛商业化的后果，当然应视作人类文明的真正伟大的进步：从暴力竞争转化为利益竞争，算计取代了杀戮。毋庸置疑，即使不公平的和平时代也比任何战争时代要好。而没有高科技的贡献，以上所言都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看，也足以成为我们支持高科技和商业化文明事业的最明显理由。（传统上被视为庸俗无比的商业交易行业，历史证明此乃人类趋向和平的真实途径；反之，任何道义性宣教只可能是历史演变的效果，而绝不是历史进步的动因）

但是，持久和平生态是否就改变了人的本性呢？当然不是，人性依旧，只是其实行的态度与方式改变了。倚强凌弱，竞争求胜，相互攀比，自私自利，凡此种种来源于人的动物阶段的天性，根本不会改变，甚至于它们就是历史发展的最初动因。在高科技文明的无限的发展中，上述人类天性依旧存在，并成为历史积极展开的驱动力。由这些负面天性产生的道德、伦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将以另一种文明化方式呈现。而“文明化方式”也喻示着，这些负面天性将会反而更有效地形成历史正面效果。此一历史倾向也正是导致我们所说的极端唯物质主义文明方向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人类智慧创造导致的惟物质主义文明乃是根基于人性本身的，其顽强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从而，人类将难以避免地最终成为技术与物欲的奴隶，并将演化成惟知争强斗胜与感官享乐的“新人类”（反之，道德教化是不可能有此历史效力的），结果，人性的精神面及其创造冲动也将同时被结构性地抑制。于是，正是高科技同时引生的这一精神层面上的负面特性，业已成为今日人文科学家面对的最严肃的历史挑战，并成为人文科学思想家自身的历史责任所在。一方面，人类历史的物质面将无限发展，而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精神面必将无限萎缩。人类文明将演化为单维性历史存在，而AI时代与人文科学思想家间的内在互动关系，正是以此种逆反而并存形态出现的。

正是在此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文明方向挑战前，无科技能力的新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其运作根基今日首先即为人文科学）必须对此历史性挑战强化其关注与反思；即使无力参与外部事态之运作，也须坚守作为真实人而生存的人性本能：朝向人类精神面提升的冲动。早自古希腊和先秦中华，人类精神方向即有两类：认识自然和认识人本身。二者在历史上分头发展，形成了两套历史轨辙：物质发展史和精神发展史。古希腊先哲提出的第一生存原则“认识你自己，认识人本身”，岂非正符合先秦仁学的人本主义？这是另一轨历史的智慧展开方向，如今它却正在遭受放肆无羁的高科技与泛商业化之裹胁，形将失去其源自人性自身（第二天性，即精神创造天性）的精神发展动力。高科技时代我们是否都只能屈顺于人的“准机器人化”前景而不得不失去人性中的精神自我肌能呢？如今不正是新人本主义应该在自身实践方式彻底革新的基础上来积极回应时代挑战的时刻吗？在高科技正在将人类不断引向唯物质主义文明大方向之际，我们人本主义者岂非应该同时认识此一历史哲学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面性特点并勇于承担此独立的历史志业呢？

首先，当此价值观空前混淆时代，我们要力申基于人性自然本质的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加一新字，表示其思维工具在与时俱进，在自我革新）的基本原则。兹根据作者病榻间有关新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前提（基础）的思考，在此约略提出（自非完备），以供同好参考。

                      1.人性论（善恶天然）

新人本主义: 2. 仁道论（与人为善）

                      3. 地球中心主义（地球是人类唯一的生存家园，不须论证）

                      4. 人本质表现为理性存在者，其真实生存目的在于自我认知及其精神

                          世界的提升（源于精神高于物质的基本人本主义价值观）；人对大

                          自然的探索及物财追求则是第二位的生存目标，故自然科学逻辑不

                          可与精神科学逻辑混同。

                     5. 理性逻辑与现实经验是人类现实生存的合理基础与前提；此现实经

                         验包括人世各个方面，尤其相关于心理经验与伦理经验，而由于历

                         史现实 中的经验与理性之有限性（不同于超越性独断论与自然科学-

                         数学的确定论），其人性自然主义必然意味着各种思维与判断的自

                        然相对性，因而其推理类型必然是概率性的，必然是属于归纳逻辑范

                        畴的。因此新人本主义在人事与历史思考领域排除任何（自然科学家

                        数学家追求的）绝 对性思维和唯一性概念；也即排除逻辑中心主义

（包括“第一因”概念）。【作者本人自青年时代起即追随此一西方

逻辑主义哲学大方向，直至进入跨学科思维启蒙后始认识到：逻辑本

位主义，虽为自然科学与数学之逻辑，但在精神史轨辙内仅可起着

间接辅助启示性作用，而不应成为人学和伦理学思考的基轴。我们新

人本主义伦理学在这一点上与西方主流思想方式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这就是我们跨学科思想要与传统形上学和本体论拉开距离的理由之

一】

这几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认识论、实践论信条，在相对意义上岂非与高科技生存哲学相互对立？我们要维护自然人性的精神面，他们要增强人性的物质面；我们要提倡人文科学的无私前提，他们要通过自利竞争取胜以成为支配他人的权势者（即促使人类朝向泛机器人物种转变，以便增加人的超强物质性能力。总体而言，他们要以自身的无限物力扩张野心裹胁人类文明的方向）；我们要以地球作为唯一家园（人是时空宇宙中的偶然存在，即须满足于其天然具有的相对性，人的本质寓于此），他们要弃大量地球现世事物于不顾而奢谈移民外太空梦想（将本来只是科学家、工程家的特殊专业目标，充作全人类应朝向的目标；贬低人的精神追求，通过高科技制造无限的物质追求）；无疑，在物质与精神互动关系中，优势在他们方面。自然，是他们而不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推动着历史（对此，人本主义必须有清醒认识）。十九世纪是一个广义浪漫主义-乌托邦世纪，在其前一世纪的广义启蒙时代的跨时代文明飞跃后，浪漫的理性主义开始弥漫于欧洲大陆，由于欠缺相应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积累，各类准乌托邦理念及活动最后均归于失败，但它们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能量；这是朝向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深邃冲动；空前绝后的十九世纪文学思想则为其文化性标志。古典文学的理念与方法，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十九世纪的各类思想家作为人类文明导师的抱负多属一厢情愿之见，但其共同的人本主义伦理理念本身仍然是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光辉一页。二十世纪曾经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正反向相互积极互动的时代，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此一唯物质主义势力却陆续朝向人类“物化”生存的方向，从而客观上压制了精神文明的展开动能。

人文社会科学，作为新世纪人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推动者，具有自身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发展了其各类专业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却由于学术的职场化属性而弱化了其探索真理的冲动、能力与目标。职场化功利主义使得人文学术蜕化为职场竞争的手段，从而歪曲了人文精神思考的理性主义实践的初衷。其中诸多因素中，学科分划形成的认知片面性，成为现代符号学和解释学企图通过跨学科努力予以纠正的革新目标。然而此一最初出现的科学理性企图，也同样遭受着科技工商文明的唯物质主义社会学制约，同样弱化了其独立追求真理的生命力。即使是跨学科学术也同样被职场化和商业化所吞噬，如今失去了其最初的独立创造性发展的势头（例如，理性的结构主义演变为非理性的后结构主义；国际符号学组织已演化为职场竞争求利的渠道）。人类生存的泛商业化趋向固然是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和世界和平之基础，但也是消弱人类精神生活升扬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们人类就是生存于此一相互纠结的历史关系中，人文思想家必须从此复杂历史现实出发来认识和实践自身不同于物质追求的精神追求使命。

一种最易发生的认知混乱表现在将现世精神追求与超世精神追求混为一谈，近代理性主义勃兴以来，随着（对于俗世与圣世两方面都更有利的）“政教分离”事实已然形成了多方面的圣俗（超世与现世间，科学与文艺间，政治与文化间）分离的认识论现代化定式。然而，由于语词的有限性，人们不得不仍然大量使用同一词语表达不同的意指，从而引生语义范畴的混淆。“精神”这个词为圣俗两界共同使用的（“真理”亦然），此一混淆成为人类自我认知混淆性的根本原因之一。最近重读何兆武先生所赠由其精心译注的《思想录》一书，对于启蒙时代前夕的绝世天才帕斯卡有关圣俗关系的大量思辨，其中含有的伦理观反思自有其永恒启发性价值，然而我也注意到他的大量用词中的圣俗两指性，体现了前启蒙时代思想家在信仰与理性相互纠结中的困惑，此一思维方式的矛盾性自启蒙时代以后遂逐渐弱化了其思维冲击力（在理智与信仰间的永恒纠结，帕斯卡的精细思辨正真实反映出此一精神史上的千古难题），却仍然保持着其合乎人本主义的伦理性价值观；帕斯卡的宗教学思辨今日之所以仍然重要，乃源于作者心灵的双重构造性：天才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和虔诚的基督教真理信仰者。二者在帕斯卡精神生活探索中各自在实践方式上互不混淆，遂为后人提供了作为清晰的科学理性思维者是如何解决理性与信仰关联方式的录记，因而具有蒙恬所欠缺的伦理理论思辨的深度，提供了人类有关理智与信仰间难解难分关系的样例，这是古代经院哲学和现代科学思惟因不同原因均不具有的思维形态。科学家帕斯卡的宗教思想于是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与思考的俗世精神层面目标，提供了多角度的启示，颇有助于我们重新深入思考精神世界的问题（在现代圣俗分离原则前提下）。

具体来说，我们的精神探索问题，一方面极易与宗教精神问题相混淆，另一方面则自然与当前学界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现状相混同。对此我曾多有文章辨析。当代人文科学的结构性、功能性的职场化及市场化，导致学者的思考基础, 前提，目的，已与传统哲学以追求人生真理为动机与目标的旨意，大幅度脱节。尽管现当代人文科学各科专业化研究技术均获得空前的发展，但因其目标方向的外在限制（均须受限于职场生态结构）以及各专科之间较少横向沟通，难以形成对人生、历史、精神的认知合力，遂各以其在本专业圈内取得职场成就（并导致社会共识）为直接目的，因而广泛地失去了其内在应有的求真动力，弱化或丧失了“人首应认识自己”的传统人生哲学目标。全世界人文科学界生态今日愈加趋于一致，并纷纷成为科技工商主导的社会格局中的依附者；更为严重的危机还表现在各国青少年一代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就的，并均以职场求存为生活唯一目的，而其教育内容和生活经历，已结构性地失去了受到文史哲传统熏陶的机会。可以说，此一情境意味着独立人文科学事业将面临后继无人之危机。未来一切领域中的任何知识进步，都会局限于实用性, 功利性和技术性（均为职场生存所必需）。当此之时，遮蔽人们关注精神科学事业的因素是：人们或可将宗教或文艺视作与科技工商文化互补的、人类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其实用技术性将明显压制伦理思想性。所谓人文“知识”不过成为职场谋生工具，此所以今日后现代实用主义哲学家会用“有效性”取代“真理性”作为认识论原则。（自然，我们也须区分“真理”一词在不同领域内的不同意指，这是我在英文近著中反复提出的观点）

从思维效能角度看，正如我们几十年来不断指出的，语词的含混性，一方面成为实用主义排斥独立精神思考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特别是在与自然科学、应用社会科学对比下）人文科学得以以其模棱两可的“自由学艺”身份，自视为不同于科技工商文化的独立实践，因而必有其精神文化价值。尽管存在着在前指陈的问题，两个世纪来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今又是我们唯一可据以进行人文科学与精神世界探索的运作地。于是，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参与职场生活，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须“刻舟求剑似地”在职场领域内外践行人文科学改革事宜。此种矛盾性则是另一种实践层面上的挑战。如何克服之，正有待于此后诸代有识之士，继续探讨与克服。也正是此一实践学上的矛盾，促使我们在东西人本主义传统上，重新发现了中国仁学伦理学的现代价值。仁学信奉“人能弘道”的积极用世人生观，强调了个人意志在伦理与智慧方向上的存在，足以形成与客观世界力势并行的主观创造性力能。尽管此一传统伦理实践学传统，在历史空前强大的惟物质文明压力下，近乎消失殆尽，但其复起生机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尚未被国际学术制度化彻底覆盖地区。这就是我们何以会在一穷二白、百废待举的后文革时期仍会孜孜以求的理由，其道理正在于当时学界国际化、全球标准化制度尚未贯彻于中土也；看似薄弱的客观条件却辩证地自然蕴含着在尚未被纳入现代制度化、组织化学界中，激发仁学伦理实践良知复萌的土壤。其后的历史发展虽然曲曲折折，成效未彰，并终归截止，却仍提供了有关现代学人在新世界格局下，如何沿正确方向独立奋进的样例，或可充作未来具有天赋良知的学者们在其继续努力中的实践论参考。

正是仁学实践学的长期历史存在表现出：不论处境如何艰困，良知种子总会“捣衣砧上拂还来”，成为人类激发其精神文化生命力的内在力源。此种逆境而上、愈挫愈勇的历史现象，在宗教史上所在多有，但那是将人类努力朝向超世目标的信仰行为，不必与我们所谈的现世精神实践混为一谈。不过，二者均出于同一个体心志域，表明分属同一内在意志力源，因此人类在超世、来世领域内可实行者，其在现世领域内亦必有其实践的机会。所谓当代中西人文精神汇通的深刻意义，岂非正在于此。本文所谈新仁学古今中外历史资源进行创造性改进的目标，看似脱离学界现实甚远，难以望其有所成效。对此，我拟再次指出，人文学者义应参与精神史发展轨辙，后者与物质史发展轨辙，分属人类历史平行线两侧，二者不可衡量以同一量度标准；不论顺逆，仁学伦理学志意乃内在于人性本身，自然有其独立自存逻辑。

现将以此病榻随想，整理一二，以质证于学界同仁。我们重新提倡良知学与仁学，其长远深意正须在精神史轨辙内综合思考。假以余年，我或可继续完成最后一部伦理学书稿，继续在扩大场域中申扬中西人文学理汇通之旨。对于知识与经验必然一代超越一代的各国后世诸代贤者，我沿中国传统伦理学思想所进行的现代化改进的努力，亦或仍有抛砖引玉之效。虽期望于此，至于成与不成，则非所挂虑；此即所谓仁学实践学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只求其义，不计其功”，尽其在我可也。【蒙恬和帕斯卡均力申：无思想的人生是无价值的人生；我则进而增以：无理性思想的人生是无价值的人生。先秦仁学实践学提出的“智仁勇”三维协同奋进座右铭，正是我们未来践行新仁学目标的人生指南。】

于世局纷扰时代截稿于202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