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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和伦理实践学：略论伦理学实践论的理论层次的区分

李幼蒸

引言：

所谓跨学科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我数十年来遵行的思考与研究方向，但其诸多具体问题直到最近才进一步体会贴切。一个日常启示来自最近看病经验：为什么个别医生或诸个别医生对同一病状的判断、解释和处置总是彼此不同，总是不甚准确？即使在医院获得会诊，其结论和处置也须进一步亲自验证不可，而医方专家无不自信满满，自以为是，不耐心听取病人本人的实际体验。在此情况下，我这样一个电脑盲开始通过谷歌问询。几次尝试下来，大为惊奇的是，对方AI的迅速回答不仅准确、细致、耐心并给与切实可行的建议。有了相关基本了解后再与医生交流时甚至于得以反过来提出自己的医疗意见。住院检查期间，开始提高警觉，不是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而是随时核查意见，甚至拒绝某些处置。我于是将此亲身经验加以反思，；领悟到这不就是“跨学科”必要性的一具体现象吗？不是学有专长的医生资格不够，而是涉及分科与跨科综合的关系问题。再具体说，各科开具的药品之间的关系如何，才是治疗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此药系关系学，药品虽多不仅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会相互抵触。此问题看似简单，在目前医学教育和治疗制度下并不容易解决。AI医学因可迅速实现“跨科综合检验和判断”所以会比专科专家的理解和处置更为合理有效。AI医学将彻底革新人类医疗生态。

我由此进一步联系到我们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问题。二者竟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各门学术都各有专长，专业学者的相关知识自然远高于该科以外人士。但一个课题可能涉及多个学科，而专家多只按照所学所知方式加以处置，并呈现专业性自信。特别还会根据学术历史和学术体制内本科及专家的“地位迷信”而巩固此一自信。例如，为什么说哲学家有可能最难灵活理解人文课题？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已经受到固定程序训练，特别是名家、名学公认理论的训练，思考方式习于遵照该科权威标准和方法进行，于是特别难以接受与他科理论知识进行的综合思考。例如，一位心脏科专家对于病人具有的其他科别的连带症状往往注意不到一样。（不过，医院必要时当然懂得“会诊”的必要性。会诊就是跨学科思考和处置。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会诊”则难以进行，其弊端正相当于某科医学专家难以处理综合性病症的情形一样。）即使如我长年介入的以跨学科为特色的符号学来说，分科化的学界也会陷入同一窠臼，综合性课题只能在单学科内处置。不仅是国学界，就是现代西方理论界（包括现象学，解释学，精神分析学等）本质上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当然大家都认为自己注意到跨学科，甚至于都在研读他科学术。而他们所谓的跨学科不过是在本人知识库和学会聚会中平行罗列各科学术知识，各行其是而已。以至于国际符号学界几乎失去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大会相当于“学术庙会”，各摆各家的摊位，彼此没有思想理论的交流，只有人际关系的交流）。然而，这并非是个别急功近利学者们个人的错，而是时代学术文化商业化、相互竞争名利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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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虽然重要，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再回看我写过的有关跨学科问题的诸多评论。本短文主要想谈一个由此观察引发的有关伦理学及相关人文理论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国际文化思潮问题。

回顾几十年来个人的学术思想展开历程，表现在同时维持着两条平行而并未密切交叉的路线：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本身的认知和绍述以及中国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一方面，依据思考本能，二者路径迥异，接触点甚少，但另一方面，我听任两类思考冲动各行其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认为二者必然相关，都是人类伦理学的相关学术，但也始终意识到二者之间的真实“汇通”还遥远得很呢。一切均有待于未来几代不断探讨，我的任务就是努力发现问题，指陈方向，和提供经验。然而，也是最近养病期间，在上述各类跨学科张力思考的刺激下，突然产生一次“顿悟”（我将设法在英文著作中努力表达此一过程）：所谓伦理学，岂非也须经受一次“跨学科洗礼”？不应再满足于“中西古今-理论历史”诸不同方面自然并陈状态，而应通过跨学科认识论不断重新解剖相关理论机制，以便重新凝聚relevant课题形态。同时也须在极其有限余生内择要而为。首先：我拟明确区分两个学术分野：伦理科学（基于各门科学的科研成果，这是一个长远的、集体的学术理论目标，它远远超过当下人类的认知与经验程度）和伦理实践学（与人类现实生存智慧直接相关者，这是一种实践学理论；是将现有各项知识在中等理论层次上加以有效综合的实践，目的是要回答时代伦理精神性的挑战）。虽然这两类学科间存在着近期和远期两类学理关联，但后者并不需以前者为“前提”或基础，而须设定独立的学术方向、方法和范围边界。（我这一生都纠缠于此两套看似相关而实则异质性课题中，二者之间的认识论分界如今才进一步清晰化）。一个浅显的比喻：与我的看病体验类似；我从AI处所需者为具体解决我的疾病问题，但不须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即，关注于诸不同科系间互动关系之实态，而不需自己先具有基础知识。（甚至于，如果先具有了被规定的知识，观察思考就会受该专业知识系统的限制而缩小了观察和思考角度；有如，熟知了康德、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就会以这些权威理论方法为模板来具体引导思路。今日为什么当前欧美高校人文学者理论家的理论弯弯绕显得莫测高深，却越来越失去判断具体是非的能力。最近重读禅宗史，自古至今，真是一套大忽悠。怪不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能力薄弱如此！重温民初禅学复兴及其与新儒家的关系，可以瞥见新旧过渡期学者理论思维的混乱。）目前不是不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持，当然需要，而且越专深越好，但要“会用”（在什么范围内，在什么理论思维水平上，以及为了何种具体目的），也即须将现有理论知识与社会文化政治现实密切结合，设定可操作的课题系列。

读者会说，各种实用伦理学多的是，有什么新奇？非也，我提出的新名称为：“伦理实践理论学”。实践学的跨学科理论化，岂非正与真实的符号学和仁学相关？虽然很早以来我就本能地将二者相联，但体会尚欠贴切。最近另一激发现象为看到国际社会文化思考和实践中显露出的严重失焦和误判问题，不仅是发生于如今国际高校学生 身上，而且特别是发生于各科专家学者身上。而这一荒谬现象恰恰是在几十年来社会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以来出现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也在追踪这些前沿理论思潮，却突然感觉到时代的巨大讽刺：恰恰是最高国际学府内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在制造着显然幼稚或荒谬的观点，却可引起千千万万青年学子的认同和追随。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们在拉帮结派，发展势力，以追求己方的成功。相互不问是非曲直而一味实行着“顺我者对，逆我者错”的策略。至于海外华人群体，情况又等而次之，标榜道德目标而实为趁机聚众积势。如今海外中文论坛，不少更为出身理工科者主持，对于复杂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不仅随意论断，而且排除异己，惟以博取个人及团体影响力为目的。其理论自信与经营成果都基于其寄身的势力集团，哪有一点为公求真的动机（更为突显的是，这些多如牛毛的自媒体思想家。无不利用国内资讯蔽塞现实而任意营建自以为是理论，相当于在“利用”此地域间 资讯流通的不平等来谋求自身的利得；有如，历史上无数农民暴动煽发者均“利用”上下阶级的不平等事实以谋求自身利益的伪道德化行为）。至于素来存在的欧美两侧人文思想方向的分裂态势，在全球化运动名目下，如今又分划重组为左右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极左思潮与前沿理论的不当扭合产生着种种思想怪胎（欧陆理论与北美实用主义的综合之效果），其主张乖谬绝伦，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而他们都可从各家前沿理论中择取理论话语支持，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当前前沿人文理论本身的严重下沉。毫无疑问，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福柯这些如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成为了各类极左异端的伪“理论基础”。实则，正是这些思维含混的话语为文化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忽悠”资源（其本质目的在于，或许不自意识的，追逐个人智慧在文化市场上的“胜利”）。在各类理论误导间，哲学类别应该是根本原因之一。这又相关于今日哲学教条主义与人文学理跨学科方向之间的本质性冲突。前者日渐“专深”（通过设定独创性理论修辞术和限定的具体思惟渠道），其定式理论形态与跨学科思考方向可谓直接冲突。但因各种前沿理论学派都已将自身理论编织设定为彼此争强斗胜的工具（伦理理论被当做争强斗胜的武器化工具），追求其各自在文教市场内的取胜之道，根本放弃学术理论须应对现实世界的前提、追求符合现实的真理目标。而各门古典学术，更是依古自重（基于历史上形成的僵化思想权威势力），继续发挥着其以守旧对抗求新的同一机会主义目的。凡此种种时代思想怪异现象，虽然原因错综复杂，但欠缺有效跨学科“会诊”该是最直接的关系。后者则深嵌于国际人文学术博士培养制度内，成为人文科学切实发展的死结。

至于改开以来逐渐形成的海外华人大小媒体集团，如今已渐成规模，但均不足以作为未来中国文化学术复兴的基地。如果按政治立场大致区分左右两支，其各自的理论根据也各有不同。左派重视来自欧陆的理论资源，右派着重于科技工商界积累的经验主义。左派多出身于人文学界，自以为延续欧陆前沿时髦理论，当属最具学理根据者，实际上不过是照猫画虎，抄袭极左思想余绪而已；右派多为出身于科技工商实务界及媒体界，因所依据的思想基础上接如今最有权势的社会力量，遂以为自身的认知最“接地气”。二者彼此的所长恰是对方的所短。右派人士轻视来自欧陆的理论思潮，左派人士则嘲笑对方欠缺理论基础。但彼此真正的目标都在于追逐各自的社会名利，其各自的理论认知不过是其追求名利权的忽悠手段（二者的本质都是出于趋炎附势）。所以批判其各自的高低得失，首先不可依据其作为争名手段的政治立场表达，因此类表达无不是针对情势需要而进行的策略性话术，并不反映彼此的真实动机和长远目标。他们都是混乱时代积极于竞争求胜的大小集团。但因操作场在海外，遂自以准高等华人自居，妄图以自身言论作为国内未来思想理论发展的指引。此为崇洋媚外潮流的最新表现。其治学本质仍然是抄袭主流社会的左右分支，并非因身处海外即可免除思想抄袭之弊。他们行为所反映的自由性，并未导致他们有意图独立提升自身学养，努力认真相互促进，以形成跨文化的深层人文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浮游于文化竞技场，争取占据名势地位，并间接朝向于妄图领导国内未来的学术思想建设事业。（这些小九九，又都掩盖在混沌的政治意识形态争论中，即各以指陈对方明显的错误来彰显自身的“正确”。有如当初台湾国学派均以大陆文化极左时代的弊端作为自身正确的根据）此一本质上的机会主义态度，在动机性质上更甚于前代海外人文学术前辈。后者之思想偏颇惯势乃因客观形势而自然形成者，前者生存于高度竞争的唯物质主义全球化时代，其思考驱动力遂深染时代急功近利风格。至于大多数得以在西方受教育和在西方任职者，其课题多相关于国内问题，享有资讯和语言的优先性，但只能在偏科领域从事基本文教工作。他们的学术性质与方向，因而像前代华裔汉学界一样，远远不能视之为当今华人学术的前端成就，复因彼此学术生态迥异，更不足以引导未来国内人文学术的发展。而百年来的崇洋媚外风习则有助于国内外将他们得以自由表达的学术成果视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学术复兴的基础。“汉学家”就这样被各类学术政治权威方命定为华人最高学术成就，从而有意识地由此设置了阻碍人文思想理论健康发展之途。

我们只须观察如今国际高端文史哲思想在各地高校近年来的荒谬表现，即可认识到，人文科学还是一门远远未成熟的领域，正因如此其理论编织话语恰足成为人们随意解释和应用的伪真理追求手段。如果作为海外华裔学者最高模板的西方理论知识还如此不可靠，华裔追随者，如亦步亦趋，其学术思想水平也就可以想见了。国际头等学府近年来的层出不穷问题，足以作为我们重新衡量海外华裔人文学者和文化媒体人的资质。以上所谈当然不是要表达我们有更为高明的治学方案，而是要客观认识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现状及其局限。这也是我提出两类伦理学形态的理由之一：在人文理论科学远远未成熟之时。我们该如何设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人文科学实践理论方案。在此背景下，我提出的新仁学伦理学即属于一种伦理实践学技术，它竟然充分合辙于古典仁学义理（尽管此一中华文明“第一经”今已在国内【遑论国际】完全失去了其时代效用），这就是有关于确立伦理精神态度的技术学，可以其“三达德”实践学结构为标志。如以此标准衡量世界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真可迎刃而解。无他，三达德之间的综合互动的实际行动方略。固然习于言必称三达德者比比皆是，大多数不过属于言而无行。我们今日强调阳明心学，不是要鼓动英雄崇拜，而是侧重于学人和文化人须切实在自身实行此三达德，而不是像自古以来儒家大多数人仅将其作为追名逐利之手段。（“读书卖予帝王家”，今日世界上学人亦何能免此讥讽？）我以此考核我认识的国际知名学者，发觉能够践行三达德者极为有限。强大的客观条件促使学人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和权威渠道来追求名利，并以获达此目标作为人生最终标的。因而，追求学术社会承认的独创性就成为主要事业标准，难以在智仁勇三维上达至全面综合前进的目标。大多情况下，都是“三缺一”，对此本文不再展开。顺便一提，他们如今根本不会承认此一“心学标准”，而是惟以客观习俗、权威规范和通行法则为准。其思考方式已经纷纷落实在本专科固定轨道内，专业成为学术市场上追名逐利的操作性基础。大学定式的教研规范与程序都以标准化，学生被训练成各科内的“标准人”，并也须沿着既定权威轨道实践以求被学术社会认可。如果一向以来我们已经体认到此一现代精神趋向（跨学科思维实即因此而被强调），如今，近年来，世界高校内高知们的思想行为表现，简直可说是令人“叹为观止”；偏颇错误判断如是，他们的高深理论竟会有如此幼稚的“结论”！这就是我最近在余生里不断重新反省检验以往研习的理论形态之价值问题的理由。我们在几千年知识大发展之后似乎重新返归苏格拉底的“我无知”时代，即认识到关于“人之学”的普遍虚而未实现状。认识到此知识的局限本身就是如今最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即何以判断我们的“无知”。后者同样也是“达其所安”。我们不可以无知作有知，自欺以欺人。

以上文稿写于2026-8-12 于湾区

【补叙】以上拉杂感想尚未成为“文章”，本来打算择日另行改写，但又想到如此拖延恐怕没有完成文章之日了。只好 将其作为思想材料先行表达。 而其后这一个多月来国内外日趋剧烈的冲突差不多到了逐日加剧地步，相关的前述看法也日益清晰，关键的关键是：绝对不能将仅只是尝试性的国际理论名家视为可靠的思考基础。而这正是一向崇洋媚外且多受教于海外的人文学者们所易于陷入迷津的。而其发生的外缘 则是源于人们长期以来将学术思想事业与时政事业混为一谈，以至于长期以来，两无可取。二者的关联是外在的，当然也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而理论思考 则须不受势力冲突逻辑的影响而独立设定思考框架。时政是临时性的，文化是长久性的，惟后者可有助于实现孔子和苏格拉底所朝向的“人之学”。仅以此与诸位共勉之。

补记于2026-10-4